两组患者年龄、性别、截肢部位等一般资料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05), 具有可比性(表1)。两组患者干预前抑郁、焦虑、病耻感及生活能力评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05, 表2)。干预组患者经过认知疗法治疗后, 与对照组相比, 在抑郁、焦虑、病耻感及生活能力评分上有明显统计学差异(P< 0.05, 表3)。

表1

表1

表1 两组截肢病耻感患者的一般资料对比( x̅± s) 组别 年龄(岁) 性别(男∶ 女) 截肢部位(上∶ 下) 干预组 50.12± 11.23 17∶ 7 6∶ 18 对照组 48.93± 13.25 18∶ 6 5∶ 19 t/χ 2 0.34 0.11 0.12 P 0.73 0.75 0.73

表1 两组截肢病耻感患者的一般资料对比( x̅± s)

表2

表2

表2 两组患者干预前抑郁、焦虑、病耻感及生活能力评分的对比( x̅± s) 组别 抑郁评分 焦虑评分 病耻感评分 生活质量评分 干预组 41.43± 7.14 51.22± 8.31 4.88± 0.33 58.94± 13.45 对照组 40.82± 9.03 49.33± 9.45 5.12± 0.52 60.33± 12.78 t 0.26 0.74 1.90 0.37 P 0.80 0.46 0.06 0.71

表2 两组患者干预前抑郁、焦虑、病耻感及生活能力评分的对比( x̅± s)

表3

表3

表3 两组患者干预后抑郁、焦虑、病耻感及生活能力评分的对比( x̅± s) 组别 抑郁评分 焦虑评分 病耻感评分 生活质量评分 干预组 32.72± 8.23 32.77± 6.54 2.83± 0.48 79.33± 12.56 对照组 39.12± 8.78 47.65± 10.12 4.64± 0.78 62.26± 11.97 t 2.60 6.10 9.70 4.80 P 0.01 < 0.05 < 0.05 < 0.05

表3 两组患者干预后抑郁、焦虑、病耻感及生活能力评分的对比( x̅± s)

病耻感, 是指患者及家属因患病而产生的一种内心耻辱体验, 目前已逐渐成为影响公众健康的主要因素, 通常会使患者就医延迟、治疗依从性下降, 最终导致生活质量下降^[8]。从病耻感的成因分析, Link的修饰标签理论从认知角度把病耻感归纳为“ 被贴标签、社会刻板印象、隔离、地位丧失及歧视” 五大因素的聚合体^[9]。目前, 国内外文件中对病耻感的研究多集中于精神疾病、艾滋病、肠造口患者及肥胖患者, 对截肢患者的病耻感方面的研究较少。截肢手术是由于外伤或肿瘤原因施行的毁损手术, 对患者的外观造成永久性缺陷, 被人贴上令人不愉快的” 标签, 社会将截肢患者归为劳动能力欠缺的弱势群体产生的刻板印象, 对患者的生活、工作、交友、婚恋产生不利影响, 使患者本人及亲属产生自卑、羞耻、被歧视的心理, 进而产生病耻感^[10]。结合患者一般资料可知, 两组截肢患者平均年龄均在50岁, 以中年人居多, 男性多于女性, 此类人群在社会和家庭中均为主要劳动者, 承担了更多的社会、家庭责任, 突如其来的打击与肢体缺损造成劳动能力的丧失, 使生活压力急剧增加, 更容易产生厌世轻生、恐惧自卑的心理, 产生的病耻感程度也更加强烈, 进而出现拒绝治疗、自暴自弃的行为。

截肢对患者产生的生理、心理的双重打击, 抑郁和焦虑是患者最主要的不良情绪, 钟小妮等^[11]研究中, 20例上臂截肢患者中均出现焦虑、紧张、恐惧、抑郁悲观心理反应, 且不良的心理状态加重患者的疼痛评分。栾树荣和王庆华^[7]研究中, 72例截肢患者在术前术后均具有悲观、绝望、抑郁、焦虑等不良情绪, 外伤截肢患者的心理反应更为剧烈。陈树环^[10]研究则指出, 截肢患者与家属均会产生巨大心理压力, 抑郁与焦虑评分均高于健康人。这与本研究中的结果相似, 表2中两组患者的抑郁、焦虑评分均处于较高水平, 不良情绪会增加疼痛的敏感性, 影响患者睡眠质量, 增加幻肢痛并发症的发生率, 瓦解坚持治疗的信心, 降低患者的生活质量与社会适应性^[12]。

关于病耻感的干预方式包括咨询、社区康复、教育培训等多种, 其中认知疗法是运用最多, 效果最显著的一类, 通过改变思维、信念和行为的方法来改变不良认知, 达到消除不良情绪和行为的短程心理治疗方法, 主要包括识别认知错误、焦虑水平监控、思维检验、应对方式指导等技术方法^[13]。本研究发现, 干预组患者经过认知疗法的治疗, 不良情绪、病耻感评分以及生活质量评分均发生明显的改善, 截肢患者的病耻感来源于错误的认知, 通过认知疗法帮助患者提高现实的认识能力 , 改变其对自我周围环境的歪曲和负性自动想法 , 改变其不合理的思维方式, 消除负性情绪, 使其积极配合治疗, 努力融入社会, 提高生活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