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表最先进信息技术综合集成趋势的元宇宙具有虚实相融性、自治性、社会性三个主要特征。元宇宙的出现会引发社会生产结构、运行机制、关系状态的联动变革，在变革中也将引发用户数据隐私被泄露、元宇宙平台权力被滥用、用户个体意识被操控、歧视风险加剧、意识形态安全无法保障等社会风险。元宇宙社会风险的治理方案应当遵循系统化原则和多元共治理念。在伦理方案上，应当坚持坚持以人为本、在元宇宙社区内设立伦理审查机构、开展价值敏感设计和价值熔断设计；在法治方案上，应当及时立法以澄清元宇宙相关法律争议、通过公权力监管和保障用户权利的方式规范元宇宙平台权力的行使；在技术方案上，应当通过以代码规制代码、以技术治理技术的方式优化风险应对方案的内嵌性和可行性。

学术与政治之间存在着“卡普兰鸿沟”，它阻碍着知识向政策的转化，而知识中介的出现则使跨越“卡普兰鸿沟”成为可能。那么，何谓知识中介？它又是如何推动知识向政策转化的？论文首先深度挖掘了知识中介的起源、内涵和类型，然后从“结构洞”理论的视角出发，探讨了知识中介在联结研究与政策的认知网络中所发挥的知识管理功能、桥接功能、双向能力建设功能、寻求一致性功能以及知识导航功能等。然而，知识中介也面临着三个极具争议的问题，即脆弱性、双重边缘性和道德风险。从理论上澄清知识中介问题，对于打通中国学术研究通往公共政策的“最后一公里”有着重要的启示。

构筑可信人工智能已成为全球共识，但可信人工智能这一概念的合理性却始终存在争议。批评者坚持人工智能无法满足置信条件从而质疑概念的合理性，辩护者试图为人工智能分级或为信任分层以开辟可信空间却未能提供有力的合理性证明。受限于以信任者为中心的传统人际信任模式，未能在人与人工智能相结合的双重视域中展开综合考察,是批评者做出片面判断而辩护者提供失败辩护的深层原因。聚焦人工智能的可信任性，归纳其可信特质，能为辩护的开展提供新的研究视角与可行思路。

脑科学是当代科学技术发展的前沿，带来了重要的伦理与社会问题。国际上脑科学计划都把伦理与社会问题作为其中重要的一部分。欧盟脑科学计划（HBP）是把伦理与社会问题整合到整个计划中的一个典范，其一些做法具有创新性和启发意义。这篇论文从理念、结构设计、伦理治理机制和开展的重要问题研究等方面，对欧盟脑科学计划的伦理治理做了探讨，总结其成功要素，提出了对中国脑科学计划的科技伦理治理及其他领域的科技治理可以借鉴之处

从技术演进看，元宇宙是信息数字技术发展到一定阶段其技术体组合的概念表达。从“内部视角”提出元宇宙技术的本质是对信息数字现象有目的的编程与其技术演进的核心机制是“组合进化”。基于此，遵照复杂经济学和技术-经济范式，通过理论应用、推理归纳与分析思辨等研究方法，论证了元宇宙技术与其产业发展是循环互构促进的内在逻辑关系。主要结论是：元宇宙是复杂性数字经济产业发展的综合体现，元宇宙技术促进数字经济产业结构发生颠覆性改变。其中，并明确了元宇宙关键技术组分模块、技术自创生创新机制与路径、技术集合与经济形成算法、技术与经济重新域定促进产业发展等相关议题。研究“技术本质与产业发展”的内在逻辑关系，对政府产业规划部门、技术研发者、企业厂商以及投资者等诸多利益相关者具有重要的思维指向作用与实践参考价值。

高质量科学家的流动代表了科学知识的传播，基于高质量科学家的流动刻画近代世界科学活动中心的转移规律，对于国家制定科技战略，推动科技进步具有重要意义。该研究基于Scopus数据库1921-2020年发表的论文数据，提取高质量科学家的跨国流动序列，从而对近百年来世界科学活动中心的转移进行分析，并从学科层次研究科学活动中心的转移规律。研究结果显示：（1）科学活动中心与学科活动中心具有不唯一性，且随时间呈现多中心化，美国、英国一直占据科学活动中心位置，其次为德、意等发达国家，是多个阶段的世界科学活动中心与学科活动中心；（2）科学活动中心与学科活动中心具有转移性，且转移方向不是单向的，但二者的演化具有一致性，即科学活动中心可视为不同学科活动中心的堆叠效应；（3）不同时期不同学科对于科学活动中心形成的贡献度不同，随着科学多元化与学科交叉融合，这种贡献差异性降低；（4）中国自2004年成为世界科学活动中心之一，但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较大差距，需进一步加大科研投入力度，促进学科平衡发展。

加快推进制造业数字化进程，助力企业绿色转型发展，为实现“金山银山”与“绿水青山”的双赢目标带来新契机。理论剖析投入数字化对企业绿色转型生产的理论机理基础上；结合WIOD投入产出数据库、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与中国工业企业污染排放与治理微观数据库，实证检验了投入数字化对企业污染排放强度与绿色增长效率的影响特征及作用机制。研究表明：（1）投入数字化具有显著的“减排增效”效应，并通过技术创新与生产柔性化渠道发挥作用。（2）“减排增效”效应呈现高耗能行业大于低耗能行业、资本密集型行业大于技术密集型、劳动密集型行业的行业特征；“减排”效应对老工业基地与资源型城市作用更大，“增效”效应对非资源型城市、非老工业基地的作用更大。（3）企业高技能劳动要素、各省份的技术应用转化能力对投入数字化的“减排增效”效应具有正向调节作用。

大模型ChatGPT出现是否预示着“智能革命”？亟待对其进行系统性分析。本文首先从ChatGPT的创新效果评估出发，比较分析发现，在OpenAI的系列产品中属于渐进性创新和破坏式创新；而相较于同类竞品而言，确为突破性创新和颠覆性技术创新。而对比中国，ChatGPT事实上已经成为“卡脖子”技术体系的重要一环。继而进行技术体系解构式分析发现，作为“生产工具”，ChatGPT形成了人工系统领域的生产工具供给的范式革命；同时也实现了人工智能伦理治理的范式变革。追根溯源，ChatGPT产生的组织结构性要素恰恰来源于OpenAI的组织使命及围绕其构建的扁平化项目导向型组织和有限回报的融资机制创新，并在人工智能模型工程化过程中高效耦合开源与众包的研发组织模式。上述研究发现为后续关于ChatGPT引致的政治、经济、社会影响及其相关的技术治理夯实了研究基础。

人才是创新的第一资源。国内外以科技人才为对象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一定成果，促进了相关领域发展。文章基于Web of Science数据库和中国知网数据库，运用文献计量、知识图谱和战略坐标分析等方法对2010至2021年国内外科技人才主题相关的文献进行了可视化分析和比较研究，以期探讨当前科技人才研究的特征与发展趋势，推动我国科技人才研究领域发展。研究发现，从论文数量来看，国外发表量持续上升，国内发表量保持平稳。从合作网络来看，国外学者合作紧密，形成了以高产学者为核心的合作网络。国内研究团队较为分散，学者间交流合作较少。从研究主题来看，国外同质化现象严重，新颖性和热点研究较少。国内研究主题比较丰富，新颖性和热点研究较多。从研究方法来看，国外已经开始积极地开展跨学科研究并运用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进行前瞻研判，而国内仍然缺乏方法创新。

近年来，大量进行生态化战略的数字平台企业蓬勃发展，涌现出许多有价值的研究工作。然而，由于不同研究领域使用了各自的术语、理论和方法，造成了在许多重要问题上的理论分歧，这不仅会造成实践层面的模棱两可，更会阻碍数字平台生态系统研究的进一步发展与融合。基于此，本文在明晰概念的基础上，通过对经济学视角、技术视角、战略视角、组织视角等不同研究流派核心观点的梳理，形成对数字平台生态系统研究的系统归纳，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理论框架进一步阐述数字平台生态系统可能的研究方向，以促进未来研究的发展与融合。

建立一个系统完备、符合国情需要的科技伦理教育体系是科技伦理治理的重要基础。科技伦理教育体系建设应当遵循系统发展观，可以概括为“六边形教育模型”：教育理念具有三位一体性，要秉持价值塑造、知识传授与能力培养三位一体；教育目标具有全面发展性，要树立意识和责任感、规范认知与遵循、伦理决策能力等多维目标；教育结构具有多阶递进性，既要体现贯穿生命历程的一致性，又要突出不同教育阶段的重点；教育内容具有专通结合性，既要强调对科技伦理的宏观认识，也要重视对于具体领域伦理问题的理解和实践；教育方式具有整合互补性，既要加强独立式课程教学的理论性和系统性，也要发挥嵌入式伦理教育的实践性和拓展性；教育场景具有灵活开放性，既要注重线上线下教育资源的整合利用，也要重视校内校外教育的互相补充。未来应结合这六个维度，系统地统筹并推进科技伦理教育体系的建设与发展。

科学研究活动过程具有动态递进、扩张衍生的复杂结构性特征，科研创新链-数据链-出版链之间紧密衔接、循环迭代，数据生态及其模式演进对于促进科研创新、扩大知识传播至关重要。在概念回溯的基础上，运用数据生态理论深入阐述科研创新与学术出版的不同数据驱动逻辑。同时，从数据思维、数据制度、数据主体关系、数据管理结构、数据流通环境、数据管理方法的不同维度将科研数据生态划分为封闭型、扩张型、协同型三个演进阶段，总结科研数据生态从单一到融合、从碎片到系统、从单边到协同、从点对点到一体化、从手工到智能的发展趋势与表现形态，提出科学研究数据生态模式演进的理论模型，为促进科研生态体系各要素各环节的整体质量跃升提供了新的解决思路。

识别并超前部署颠覆性技术，对我国高质量发展和国家安全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本文提出一种基于异质性专利视角运用机器学习算法的潜在颠覆性技术早期识别方法，是对已有研究理论和方法的有益补充。首先融合BERT语义向量和IPC权重向量获取专利特征；然后利用多种异常检测算法识别异质性专利，并通过扩展的专利共被引网络计算专利的影响力；进而构建异质性专利指标和技术影响力关系数据；最后利用机器学习算法从海量异质性专利中识别出潜在颠覆性技术，并对未来技术研发方向进行预判。使用3D打印领域专利对该方法的有效性进行验证，结果显示随机森林模型在准确率、精准率、召回率和F1值指标均达到95%以上，优于其他机器学习模型；识别出的3D打印领域潜在颠覆性技术符合实际，对政策制定、企业研发和后续学术研究具有参考价值。

当前，推动转型升级、实现绿色发展已成为国内众多城市的重要发展方向。然而，一些地方政府为实现绿色跨越式发展，无视地区发展实际、“一刀切”地将传统产业推之门外的现象仍普遍存在。基于国家知识产权局的专利数据，以2008-2018年长江经济带108个地级市绿色发展过程为案例，探讨了技术关联性、环境政策对区域绿色发展的影响，同时分析了区域现存污染行业技术的挤出效应。结果表明：①技术关联性对绿色技术的进入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新的绿色技术更有可能在具备相关技术能力的地区形成和发展；②污染行业技术的存在阻碍了区域内新绿色技术的形成和发展，但技术关联性会大大缓和甚至扭转这种负面影响；同时，污染行业技术一定程度上提供了相关的技术基础，新的绿色技术可以在此基础上实现发展。③各层面的环境政策对城市发展新的绿色技术没有直接影响，但是会通过对技术关联性产生作用。具体而言，城市层面的环境政策会加强技术关联性，进而推动区域绿色发展，而省级层面的环境政策反而削弱了技术关联性。这意味着，各地政府在推动区域绿色转型发展过程中，应更多地考虑现有技术能力和产业基础，在相关的经济活动中获得和发展具有比较优势的绿色技术，同时辅以制定更加贴合区域实际的环境政策，才能更好实现区域绿色发展。

人才分类是人才工作和人才研究的“底层”基础性问题。鉴于现有人才分类框架已无法适应新时代人才强国战略发展需求，从人才分类框架演变与分类实践探索出发，分析人才分类调整的脉络与实践需求。在实地调研和问卷调查的基础上，系统梳理当前人才分类框架在分类依据、分类逻辑、分类结果及实践应用等方面存在的问题。从理论层面对新时代人才强国战略背景下的人才内涵进行新的阐释，并提出优化人才分类框架的逻辑。最后提出人才分类的基本思路以及可供选择参考的四种分类方式，即在现有分类基础上精简为管理人才、专业技术人才和高技能人才三大类；结合职业分类框架将之重构为管理人才、科技人才、专业人才、技术和专业辅助人才、乡村振兴人才五大类；根据人才评价制度重新分为职称类人才、职业资格类人才、职业技能类人才三大类；基于《职业分类大典》构建人才分类框架。

在创新链视角下，充分考虑中央高校与地方高校的差异性，将产学研合作﹑不同类型高校的科技创新与全社会技术进步纳入创新链中，并提出三项假设，以此构建理论模型。采用中国31省10年的面板数据，计算全要素生产率，并应用中介效应模型和固定效应面板回归模型，分别对不同类型高等学校的科技创新过程和技术进步的影响因素加以实证研究，以揭示中国创新链中科技创新的运作机制。研究发现：加强产学研合作，对中央高校意义更大。加大创新投入，对地方高校更有益。技术进步中，中央高校的正向作用显著。提出建议：粗放型地加大创新投入力度，是促进地方高校创新的重要路径。中央高校应当完善产学研合作机制，走精细化创新之路。应采取多种措施支持中央高校发展，以促进全社会技术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