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伦理是开展科学研究、技术开发等科技活动需要遵循的价值理念和行为规范。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完善科技创新体系，加强科技伦理治理是完善科技创新体系的重要内容，也是中国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重要方面。中国科技伦理治理面临增强国际科技竞争力、加强新兴科技领域伦理监管、合理平衡科技创新与伦理监管等形势和挑战，通过分析科技伦理治理存在的制度待完善、监管待健全、伦理审查待规范、各类专业支撑人才不足、科技工作者伦理意识待提高、公众和新闻媒体参与伦理治理有待加强等问题，提出加强中国科技伦理治理的对策建议，为中国特色科技伦理治理体系构建提供借鉴。

在“数字中国”和“美丽中国”的建设进程中，本文以2011－2019年全国274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平衡面板数据为样本，在剖析数字经济自身特性的基础上，从作用机制与门槛效应两方面探讨了数字经济对城市绿色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经济显著促进了城市绿色发展，并且这种促进作用在东部城市、智慧城市试点城市以及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强的城市中更为明显。进一步研究表明，数字经济可以通过推动经济结构服务化、激励绿色技术创新、提升公众环境关注度促进城市绿色发展。随着当前数字基础设施的广泛建设，社会用电量和碳排放不断增加，数字经济对城市绿色发展的的影响存在边际效应递减的非线性特征。本文的研究结论在积极推动城市拥抱绿色发展新范式的同时，也为构建集约化、低碳化的现代基础设施体系，实现数字化绿色化协同发展提供了有益借鉴。

生成式人工智能（AIGC）融入社会生活、参与知识生产，同时在塑造新的数字不平等现象，学界对数字鸿沟固化与深化的担忧也与日俱增。本文聚焦数字中国建设的战略背景，延续人工智能发展及其社会影响的理论脉络，重点回答AIGC如何形塑“智能沟”这一问题。技术机理层面，“智能沟”包含数据、算法和算力三个维度；社会影响层面，体现为社会分层理论向数字领域的延伸，表现为人人分化、人机分化两个维度，本质上是国家、区域或个体运用数字资源参与发展、共享发展与自主发展的能力差异；弥合路径层面，需构筑自立自强的技术创新体系、建立公平规范的平台治理生态、拓展开放共赢的国际合作格局。本文提出的“智能沟”概念不仅是第三代数字鸿沟理论在人工智能领域的深化，而且对于理解数字中国发展与经济社会转型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完善科技伦理治理政策体系是加强科技伦理治理制度保障的必要前提。以1999年至2022年我国国家相关部门颁布的科技伦理治理相关45项政策为研究对象，对我国科技伦理治理政策外部属性分析发现，注册力度时序演变在2001年、2007年、2020年呈现三个波峰，政策颁布部门的机构类型涵盖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党中央以及卫生管理部门、药品管理部门、科技、教育等管理部门的立体结构，从发文数量以卫生管理部门占比43%居首。构建科技伦理治理过程（X）-政策工具（Y）-政策客体（Z）三维的政策内容分析框架，运用政策文本量化分析方法，发现科技伦理治理过程维度聚焦于科技伦理监管的政策文本数量以占比48.2%居首，政策工具维度以系统变革工具35.2%、权威工具占比34.2%居前，政策客体维度以科技机构为占比52.3%为主；X-Y二维分析发现监督管理、反馈改进环节综合运用了五类政策工具，举报披露仅运用激励工具、象征与劝诫工具两类政策工具；X-Z二维分析发现教育咨询、监督管理、调查处理阶段均覆盖了各类政策客体，举报披露阶段的政策客体缺乏对政府相关管理部门、科技机构的精准要求；三维交互分析政策文本整体分布不均衡。提出完善科技伦理治理政策体系为规范科技创新秩序提供制度遵循、构建围绕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特色的科技伦理治理联动落实机制、建立基于科学数据数智化平台的科技活动全过程监管链支撑政策实施效能等建议。

金融科技伦理是金融服务高质量发展的基石。鉴于学界在系统性治理方面研究不足，本文通过金融科技伦理的内涵剖析，揭示层次结构与演化过程的复杂性特征，包括技术隐蔽性、应用多样性、社会影响广泛性以及跨层次的纵向交互作用，还有横向的导入期、技术入侵期和融合波动期以及周期性迭代增长。接着，构建针对融合波动期的引导性和预防性的协同治理架构，凸显以政府为主导并连接市场和个人的三元协同治理主体作用，强调从法律干预、市场调节到引导伦理嵌入的层层递进，以解决政策失灵、风险失控和伦理意识不足等主要问题。最后，对比分析世界主要经济体在金融科技伦理问题治理方面的规制措施和实例并给出治理建议，对于我国金融生态系统建设具有积极的意义。

中国政府近年来本着“新型举国体制”的理念进行科技创新的制度设计。本文将从欧盟“开放性战略自主”这一科技创新体制的比较分析视角展开研究，以期对中国选择“新型举国体制”的必然性与合理性加以阐释，并对制度设计的深层逻辑形成更客观的认识。中国政府官方对“新型举国体制”的定义是“有组织地集中全国力量和资源于国家重点事业的新体制”，其解决问题的实用属性远高于科技“赶超”的政治属性。与之相比，“开放性战略自主”是欧盟当前的发展战略，是中美竞合时代主动应对的产物，具体的科技创新政策则服从于此战略体制，强调依靠内部各国的开放性以保持在中美竞合中的自主独立。本文从制度设计的角度具体比较了中国的“新型举国体制”与欧盟的“开放性战略自主”，从二者的背景、组织形态、人才与资金配置等几个方面展开，简单评价目前的效果，并指出存在的问题。

“算法资本主义”指的是以智能算法为控制中枢的当代资本主义形态，表征着数字资本主义在新一轮科技革命下的迭代升级。与此前的资本主义形态不同，算法资本主义遵循着智能化的运作逻辑，具有跨区域、全流程、自动化和隐性支配的全新特征。从核心构架来看，算法资本主义遵循着“算法-平台-数据-资本”的四元构架，其中，算法是“动力”要素，平台是“形式”要素，数据是“质料”要素，资本是“目的”要素。算法资本主义具有进步性和局限性的双重意义，带来更多流动性与社会变革的同时，更是引发了严重的负面伦理效应。算法资本主义研究在当下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高层次人才是建设科技强国的力量源泉，然而如何留住和吸引全球顶尖科技人才，学界对此还鲜有探究。为此，本文基于自然科学领域国际著名学术奖项获奖人的传记等质性资料，运用扎根理论方法构建了顶尖科技人才流动的影响因素模型，全面系统地揭示了影响人才流动的关键要素与作用机理。研究发现：(1)生存保障、工作氛围、科研支持和科研实力是影响人才流动的外部环境因素；家庭生活和个人情感是影响人才流动的内部驱动因素。(2)内外部因素之间以及外部因素自身均存在影响人才流动的间接作用机制。(3)人才流动的主要影响因素存在一定的学科差异。

尽管越来越多重要的任务和决策被委托给了算法，但因算法的计算复杂性和不透明性，使得用户难以理解算法的决策过程和结果，导致其难以信任算法，甚至出现了“算法厌恶”的现象。相应地，算法透明度通常被视为可信任人工智能的基础，并在过去几年的学术辩论中获得了相当多的呼吁。然而，在实践层面，算法透明度的实施却存在诸多挑战，甚至还可能引发一定的伦理风险。基于此，本研究通过分析算法透明度实践层面的挑战和风险，指出至少可以从披露、审查以及设计这三个维度来化解当前实践层面的困境

美国实体清单打压愈发频繁，研究实体清单对企业创新的微观影响机理变得愈发重要。本文以28家实体清单相关企业为研究对象，运用扎根方法构建了企业受到实体清单冲击“短期-长期”双反馈影响过程机制模型。研究发现：（1）美国实体清单实质上是一种精准“动态靶向”打击，由打压对象、制裁手段、动态调整3个环节组成，包含8种具体制裁手段，实质上是迫使中国企业保持低水平竞争力；（2）影响过程表现为从短期效应到长期效应的演化：打压短期效应主要影响供应链、经营链、研发中断、学术交流4个方面，企业采取应激性举措应对；打压短期效应会逐渐演变为长期效应：需求提升、市场扭曲、创新不足、信息稀缺，而应对长期效应则必须采取战略性举措应对；（3）政府应对美国实体清单打压存在2条关键路径：即紧急舒缓政策→短期效应（供应链+经营链）→预警机制、双需求牵引→长期效应（生产线协同+核心技术研发）→战略突围，路径1关键是帮助企业度过资金中断死亡风险，路径2关键是充分利用国产化设备需求提升的有利条件。本文填补了实体清单冲击微观企业过程研究空白，为政府制定策略和企业如何应对实体清单冲击提供参考。

人工智能驱动的科研新范式正在成为我国形成科技竞争优势、实现科技强国的关键驱动力。人工智能驱动的科研新范式是改变传统的科研方法和过程，形成以知识为中心，多元化主体参与、人机协同共生的科研规则体系的集合。文章从“知识进化论”和“范式理论”的双元视角来探究人工智能驱动的科研新范式，从认识论和方法论层面系统阐述了科研新范式的主要特征，构建了通用人工智能驱动科研新范式的研究框架。在此基础上对人工智能驱动科研新范式的探索应用进行多案例分析。研究表明人工智能驱动的科研新范式主要包括科研工具、科研组织模式、多元应用场景以及科研应用治理等要素。具体来看，人工智能科研工具通过替代效应、增强效应和自主效应优化传统科研过程；人工智能赋能的科研平台组织模式正变革已有科研范式的基础设施、组织结构、协作机制与人才结构；多学科领域面临的科研瓶颈为大模型提供了训练迭代的应用场景；同时，要基于人工智能的技术属性、内容属性与社会属性完善新范式下人工智能科研应用治理。研究为我国统筹制定和实施“人工智能驱动的科研新范式”政策提供理论支撑和经验借鉴。

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的研发与应用已成为理论与实践关注的焦点，其所衍生的风险也表现为输入层风险、隐藏层风险和输出层风险。学界的既有规制路径虽关注到风险的类型化，但忽视了风险应对方案的体系性建构、平台的关键性作用、平台自律与政府规制的双向沟通，也欠缺数字法学思维。为了推进技术创新与风险规避的有效平衡，应在优化既有规制方案的基础上确立内部管理型规制，该模式在学理上因符合风险社会泛在化规制的诉求和社会系统论、反身法理论的基本要义而具有合理性；在规范上因以宪法规范为最高遵循、以数字法律为基本依据、以部门规章为具体规则而有可操作性。为了有效实施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内部管理型规制，首先应以平台自律为核心，加强企业内部合规建设；其次以政府治理与平台自治的沟通为关键，优先适用政府引导性规制；最后以法律惩戒性措施的贯彻为保障，有序递进地适用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倒逼内部管理型规制的完善。

本文基于SDC M&A数据库，运用双重差分法（DID）探究美国技术封锁对中国向第三方经济体技术型跨境并购的影响。研究发现：美国对华技术封锁总体上促进了中国向第三方经济体实施技术型跨境并购，这一结论在变换识别策略、变换样本、伪证检验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以然成立。机制分析表明，美国技术封锁刺激了中国投资者向高可替代性或与中国高技术部门联系密切的经济体的技术型跨境并购，因此可以认为技术封锁带来的替代效应大于消极示范效应。此外，东道国与美国的政治经济关系并不构成美国技术封锁影响中国向第三方经济体技术型并购的重要因素。异质性分析发现，美国技术封锁对中国企业在能源领域的技术型跨境并购产生了抑制作用，但未阻碍医疗和电信软件领域的对外技术型并购。

基于“人才争夺战”的背景和区域人才政策的视角，利用自然语言分析（NLP）、文本挖掘等方法整理出2002-2021年中国3308项地方性人才政策的量化数据，设计得到“多地区-多政策”维度下的人才政策量化标准、流程与评价体系，在此基础上结合个体微观数据，考察了城市人才政策对人才流动决策的影响。研究发现：1.城市人才政策综合得分的提高能够显著增加该城市被人才选择的概率。从城市视角来看，较小规模城市、非省会城市人才政策的作用更为明显。从个体特征来看，高学历、高收入以及25-54岁中、青年人才群体对人才政策综合得分的变动更为敏感。2.具体到引育留用四类政策环节上，不同地理区域城市所出台的人才政策在各政策环节的实际效果上存在显著差异。东部沿海城市、南方城市的引才、留才和用才环节政策均能显著影响人才流入，而内陆地区育才、用才环节政策作用不明显，北方地区仅留才环节政策能够产生效果。3.具体到奖励型、保障型、发展型三类政策工具上，不同年龄阶段、不同类型人才群体对各类政策工具的偏好也有所不同。就年龄而言，35岁以下人才群体对生活补贴、薪酬待遇等短期性、补贴型的内容变动较为敏感，而35岁及以上人才群体则相对更关心子女入学与个人职业发展等保障型与发展型政策。就不同类型人才而言，创新创业人才对金融支持、创新载体建设等发展型政策的变化十分关注，而企业经管人才更关心生活补贴与个人所得税税收优惠等奖励型政策。农村实用人才则更看重保障型政策，如户籍政策等。

要探讨中国企业打破国外技术封锁的策略和措施，首先需要了解技术封锁对中国企业的影响及机制。本文以2016-2022年中国上市公司的并购事件为样本，采用文本分析的方法构建技术封锁指标，实证检验技术封锁对企业并购的影响及其作用机理。结论表明：技术封锁减少企业并购次数。企业拥有的非沉淀性冗余增强技术封锁对企业并购决策的负向影响，而沉淀性冗余对技术封锁与企业并购关系的正向影响并不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技术封锁通过增加企业融资约束，进而抑制企业并购决策。本文通过揭示技术封锁对企业并购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并拓展影响这一关系的边界条件，为技术封锁的结果研究补充文献支撑。同时，本文将文本分析的方法引入技术封锁的度量，为未来该领域的研究提供了参考。

基于制造业“量”与“质”的双重视角，本文从理论和实证的角度考察智能制造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及其区域差异，并探究科技创新在智能制造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影响中产生的中介效应，同时进一步探讨了这种中介效应存在的区域异质性。结果显示：（1）智能制造能够通过促进制造业“量质齐升”进而实现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且智能制造对制造业“量”的促进作用大于“质”。（2）智能制造对东中西部各区域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均表现出促进作用，但其作用途径存在区域差异。其中，东部和西部地区智能制造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提升作用主要通过推进制造业“量质齐升”，而中部地区则是通过促进制造业“量”的合理增长。（3）科技创新在智能制造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和制造业“量”的影响中存在部分中介效应，在“质”层面的中介效应不显著；分区域来看，科技创新在东中部地区“量”层面均具有部分中介效应，且在东部地区“质”层面具有完全中介效应，在中部地区“质”层面中介效应则不显著，而在西部地区“质”层面存在部分中介效应，在“量”层面中介效应则不显著。本文的研究结论为推进人工智能与制造业深度融合，进而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益启示。

作为数字经济核心生产要素的数据要素，能否以及如何促进地区经济发展，已成为当前亟待探究的一个学术问题。在回顾相关理论的基础上，以数据资产价值代替数据要素规模，构建了以地区经济增长为被解释变量、地区数据资产价值为解释变量、数字技术水平为中介变量以及数据流动性为调节变量的回归模型，并利用我国大陆除新疆、西藏和内蒙古外的28个省份的2011-2020年十年间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研究发现：（1）数据要素(资产)对地区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2）数字技术水平在地区数据要素(资产)与其经济增长之间起到中介作用；（3）数据流动性在地区数字技术水平和经济增长之间起到正向的调节作用，即数据流动性越高，数字技术水平对地区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越显著。（4）地区数据要素(资产)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存在着异质性，中西部地区数据要素对地区经济增长仍无明显促进作用，其关键原因在于该地区的数字技术水平的整体低下。

依据禀赋优势和环境条件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是充分释放数字经济发展潜能的内在要求。文章首先基于TOE框架探究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因素，其次采用中国2010-2020年上市公司数据展开实证检验，并判断不同影响因素在企业数字化转型中的相对重要性，最后从企业、地区层面展开异质性分析。研究表明，从内因来看，技术员工占比、研发投入、高管学历是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关键内部因素，从外因来看，由同行企业数字化转型带来的“跟风效应”是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主要外部因素；根据方差分解方法和夏普利值测算结果，中国企业数字化转型“跟风效应”突出，而内部动力相对不足；异质性检验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的“跟风效应”在东部地区和强知识产权保护地区有所弱化，成长期企业的数字化转型更加依赖于内部因素。因此，政府应加强数字人才培养、鼓励企业技术创新、完善企业融资体系以及优化数字营商环境，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从“外动压力”向“内部动力”转变。

新兴技术的发展拓展了国家安全的时空领域，对经济、社会带来不可预知的冲击。从全球范围来看，新兴技术治理与国家安全实践面临很多挑战，例如，新兴技术治理手段难以跟上新兴技术发展步伐、新兴技术治理举措面临“科林格里奇困境”、新兴技术治理体系呈现碎片化特征，这些挑战成为国家安全视域下新兴技术治理研究的逻辑起点。后疫情时代，过度安全化倾向性下新兴技术治理能力的博弈仍将是大国关系的“新常态”。当前，我国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任务十分艰巨，面对近代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只有顺应科技创新、治理创新的潮流和趋势，抓住新兴技术治理中的重要着力点，对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中的关键、短板、风险进行系统的战略考量，才能深入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本文建议，应推动我国新兴技术治理的范式转变，将信息化作为发展的战略主线、建立适应“无人区”科技创新规律的体制机制、探索构建以用促治的治理模式、做好应对大国博弈的预案、基于场景分析提供治理解决方案、营造更为开放的技术生态、构建平战结合的自适应机制，进而逐渐探索出中国式的新兴技术治理道路，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解决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