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与政治之间存在着“卡普兰鸿沟”，它阻碍着知识向政策的转化，而知识中介的出现则使跨越“卡普兰鸿沟”成为可能。那么，何谓知识中介？它又是如何推动知识向政策转化的？论文首先深度挖掘了知识中介的起源、内涵和类型，然后从“结构洞”理论的视角出发，探讨了知识中介在联结研究与政策的认知网络中所发挥的知识管理功能、桥接功能、双向能力建设功能、寻求一致性功能以及知识导航功能等。然而，知识中介也面临着三个极具争议的问题，即脆弱性、双重边缘性和道德风险。从理论上澄清知识中介问题，对于打通中国学术研究通往公共政策的“最后一公里”有着重要的启示。

近年来，大量进行生态化战略的数字平台企业蓬勃发展，涌现出许多有价值的研究工作。然而，由于不同研究领域使用了各自的术语、理论和方法，造成了在许多重要问题上的理论分歧，这不仅会造成实践层面的模棱两可，更会阻碍数字平台生态系统研究的进一步发展与融合。基于此，本文在明晰概念的基础上，通过对经济学视角、技术视角、战略视角、组织视角等不同研究流派核心观点的梳理，形成对数字平台生态系统研究的系统归纳，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理论框架进一步阐述数字平台生态系统可能的研究方向，以促进未来研究的发展与融合。

科学研究活动过程具有动态递进、扩张衍生的复杂结构性特征，科研创新链-数据链-出版链之间紧密衔接、循环迭代，数据生态及其模式演进对于促进科研创新、扩大知识传播至关重要。在概念回溯的基础上，运用数据生态理论深入阐述科研创新与学术出版的不同数据驱动逻辑。同时，从数据思维、数据制度、数据主体关系、数据管理结构、数据流通环境、数据管理方法的不同维度将科研数据生态划分为封闭型、扩张型、协同型三个演进阶段，总结科研数据生态从单一到融合、从碎片到系统、从单边到协同、从点对点到一体化、从手工到智能的发展趋势与表现形态，提出科学研究数据生态模式演进的理论模型，为促进科研生态体系各要素各环节的整体质量跃升提供了新的解决思路。

从技术演进看，元宇宙是信息数字技术发展到一定阶段其技术体组合的概念表达。从“内部视角”提出元宇宙技术的本质是对信息数字现象有目的的编程与其技术演进的核心机制是“组合进化”。基于此，遵照复杂经济学和技术-经济范式，通过理论应用、推理归纳与分析思辨等研究方法，论证了元宇宙技术与其产业发展是循环互构促进的内在逻辑关系。主要结论是：元宇宙是复杂性数字经济产业发展的综合体现，元宇宙技术促进数字经济产业结构发生颠覆性改变。其中，并明确了元宇宙关键技术组分模块、技术自创生创新机制与路径、技术集合与经济形成算法、技术与经济重新域定促进产业发展等相关议题。研究“技术本质与产业发展”的内在逻辑关系，对政府产业规划部门、技术研发者、企业厂商以及投资者等诸多利益相关者具有重要的思维指向作用与实践参考价值。

大模型ChatGPT出现是否预示着“智能革命”？亟待对其进行系统性分析。本文首先从ChatGPT的创新效果评估出发，比较分析发现，在OpenAI的系列产品中属于渐进性创新和破坏式创新；而相较于同类竞品而言，确为突破性创新和颠覆性技术创新。而对比中国，ChatGPT事实上已经成为“卡脖子”技术体系的重要一环。继而进行技术体系解构式分析发现，作为“生产工具”，ChatGPT形成了人工系统领域的生产工具供给的范式革命；同时也实现了人工智能伦理治理的范式变革。追根溯源，ChatGPT产生的组织结构性要素恰恰来源于OpenAI的组织使命及围绕其构建的扁平化项目导向型组织和有限回报的融资机制创新，并在人工智能模型工程化过程中高效耦合开源与众包的研发组织模式。上述研究发现为后续关于ChatGPT引致的政治、经济、社会影响及其相关的技术治理夯实了研究基础。

金融科技伦理是金融服务高质量发展的基石。鉴于学界在系统性治理方面研究不足，本文通过金融科技伦理的内涵剖析，揭示层次结构与演化过程的复杂性特征，包括技术隐蔽性、应用多样性、社会影响广泛性以及跨层次的纵向交互作用，还有横向的导入期、技术入侵期和融合波动期以及周期性迭代增长。接着，构建针对融合波动期的引导性和预防性的协同治理架构，凸显以政府为主导并连接市场和个人的三元协同治理主体作用，强调从法律干预、市场调节到引导伦理嵌入的层层递进，以解决政策失灵、风险失控和伦理意识不足等主要问题。最后，对比分析世界主要经济体在金融科技伦理问题治理方面的规制措施和实例并给出治理建议，对于我国金融生态系统建设具有积极的意义。

在中国行政区经济向一体化经济转变的背景下，长三角区域一体化政策是否影响以及如何影响科技人才流动？基于科学文献大数据，本文利用2000-2018年长三角地区41个城市的面板数据，使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探究区域一体化政策对科技人才流动的效应。结果表明，长三角区域一体化政策促进了城市间及城市内部科技人才流动，对自然科学领域、非相邻城市间及省际城市间的科技人才流动的提升更大；区域一体化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区域人才向中小城市聚集；在高校资源越丰富，创新产出更多，第三产业越发达且高铁开通的城市，区域一体化政策对科技人才流动的促进作用越强。区域一体化政策对科技人才流动的提升作用存在多方面的“马太效应”。本研究为优化人才资源的空间布局、提升区域治理效率提供政策建议。

科技伦理是开展科学研究、技术开发等科技活动需要遵循的价值理念和行为规范。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完善科技创新体系，加强科技伦理治理是完善科技创新体系的重要内容，也是中国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重要方面。中国科技伦理治理面临增强国际科技竞争力、加强新兴科技领域伦理监管、合理平衡科技创新与伦理监管等形势和挑战，通过分析科技伦理治理存在的制度待完善、监管待健全、伦理审查待规范、各类专业支撑人才不足、科技工作者伦理意识待提高、公众和新闻媒体参与伦理治理有待加强等问题，提出加强中国科技伦理治理的对策建议，为中国特色科技伦理治理体系构建提供借鉴。

生成式人工智能（AIGC）融入社会生活、参与知识生产，同时在塑造新的数字不平等现象，学界对数字鸿沟固化与深化的担忧也与日俱增。本文聚焦数字中国建设的战略背景，延续人工智能发展及其社会影响的理论脉络，重点回答AIGC如何形塑“智能沟”这一问题。技术机理层面，“智能沟”包含数据、算法和算力三个维度；社会影响层面，体现为社会分层理论向数字领域的延伸，表现为人人分化、人机分化两个维度，本质上是国家、区域或个体运用数字资源参与发展、共享发展与自主发展的能力差异；弥合路径层面，需构筑自立自强的技术创新体系、建立公平规范的平台治理生态、拓展开放共赢的国际合作格局。本文提出的“智能沟”概念不仅是第三代数字鸿沟理论在人工智能领域的深化，而且对于理解数字中国发展与经济社会转型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在分析大数据时代科学知识生产新范式的思维本质及其方法论纲领的基础上指出，大数据驱动的知识生产方式带来了诸如引发了新的社会公平问题、强化了学术资源新的垄断、塑造了知识生产新的路径依赖、带来了新的科研伦理争议等社会问题。进而基于STS视角从数据科学与科学学研究的新视域、数据资本建构的新的学术权力、新知识生产模式中的利益分配和平衡关系、大数据科学规律的价值负载等几个方面深入反思了这些社会问题产生的根源及其本质。

在“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目标引领下，绿色创新成为了重污染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环保补助作为政府激励性环境规制工具对不同社会责任水平企业的绿色创新会产生不同的激励效果。基于波特假说、利益相关者理论和制度理论，采用面板门槛回归模型，以2010—2019年337家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为样本，探索并验证环保补助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差异及内在机制。研究发现：环保补助对绿色创新的激励效果主要奏效于跨过企业社会责任门槛的企业。并且，当企业社会责任累积跨过门槛后，环保补助对企业绿色创新的激励效果在国有企业中效果更好。

“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是实施创新驱动战略的重要载体。鉴于学界缺少对其创新绩效微观层面的研究，本文从复杂因果效应分析的视角出发，混合NCA、实证回归与QCA方法，考察影响“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创新绩效的显著关键条件与组态效应，并提炼相应的提升路径。研究发现：（1）研发能力、融资环境与市场竞争力会显著影响“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的创新绩效；（2）存在5条提升不同类型“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创新绩效的组态路径；（3）在融资受阻时，小规模生产或提高自身市场竞争力都可使“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继续保持高水平的创新绩效。本文尝试了一种复杂因果效应分析的新思考，为“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创新绩效的未来研究提供了一定的理论与实践参考。

本文构建评价指标体系对2011-2020年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进行测算，然后基于全局基准技术的MinDS模型，对省际制造业碳排放效率进行测度，进而就数字经济对中国制造业碳排放效率的影响效应进行实证检验，并对作用路径进行比较分析。研究发现，考察期内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趋于上升，但存在显著的数字鸿沟现象，表现为东部地区发展水平较高，而中西部地区发展相对落后；中国制造业碳排放效率呈现逐年上升的演进趋势和“由东向西、梯度递减”的空间格局；数字经济对制造业碳排放效率具有显著的“U形”非线性影响，支持“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假说。路径检验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发展—劳动生产率提升—制造业碳排放效率提高”的劳动效率增进效应，以及“数字经济发展—能源强度降低—制造业碳排放效率提高”的能源要素节约效应，是发挥“数字降碳”效应的两条可行路径，并且后者的降碳效应更加明显。

高层次人才是建设科技强国的力量源泉，然而如何留住和吸引全球顶尖科技人才，学界对此还鲜有探究。为此，本文基于自然科学领域国际著名学术奖项获奖人的传记等质性资料，运用扎根理论方法构建了顶尖科技人才流动的影响因素模型，全面系统地揭示了影响人才流动的关键要素与作用机理。研究发现：(1)生存保障、工作氛围、科研支持和科研实力是影响人才流动的外部环境因素；家庭生活和个人情感是影响人才流动的内部驱动因素。(2)内外部因素之间以及外部因素自身均存在影响人才流动的间接作用机制。(3)人才流动的主要影响因素存在一定的学科差异。

摘 要：[目的/意义]专利的价值是人工智能专利竞争力的重要体现，对比分析中美两国人工智能专利价值对于认清我国产业发展现状及地位，确定未来战略规划及发展方向都具有重要意义。[方法/过程]本研究以Himmpat数据库作为检索系统，采用AHP-熵权法测算各项指标权重，通过专利价值的比较，分析中美两国人工智能发展现状，并对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发展路径予以分析。[结果/结论]结果表明：近年来中美两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均处于快速发展阶段，但美国借助“先发优势”，在各层次占据一定优势；我国在应用层发展较快，但在高价值专利研发上仍存在一定短板。面对两国产业发展差距，我国应充分发挥“后发优势”，针对现存问题，有针对性地解决“卡脖子”现象：在重视应用技术的同时，采取“内外并重”的发展战略，鼓励基础层及技术层相关专利研发，推动学科交叉合作研发新技术，“以点带面”，发挥“头雁效应”，通过优势主体间合作，形成“优势聚合体”，保障我国人工智能产业沿着正确、高效的路径发展。

人力资本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如何优化制度以提高人力资本的经济增长效应是各地“抢人大战”之后最应该关注的问题。通过文献回顾与分析,本文提出了影响人力资本经济增长的制度框架,即“积累—配置—创新”(Accumulation-Allocation-Innovation,简称AAI)制度框架。在此基础上,基于动态的汇总型fsQCA方法使用2001-2017年的省际数据，对推动人力资本经济增长效应提升的制度组态模式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 (1)积累制度、配置制度和创新制度均不是高人力资本经济增长效应的必要条件,说明单一条件不能约束高人力资本经济增长效应的实现。(2) 推动人力资本经济增长效应提升的制度组态模式有四种,即配置-创新型制度组态、积累-创新型制度组态、创新型制度组态以及均衡型制度组态。(3)即使配置制度和积累制度缺失,创新制度的完善也能拉动人力资本的经济增长效应。(4) 在多时段比较分析中,发现多重轨迹演化的现象,创新型制度组态的变化轨迹是“主导轨迹”、配置型制度组态的变化轨迹是“缓冲主导轨迹”、积累-创新型制度组态的变化轨迹是“转折轨迹”。最后提出加强积累制度、配置制度、创新制度之间的互动整合的建议。区别于静态的组态视角，本文从复杂动态视角出发，既拓展了人力资本经济增长效应的研究视野，也为如何完善高人力资本经济效应的制度环境提供了新的思考。

本文以2010-2020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分析海归高管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1）海归高管有助于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这一结论在考虑内生性并经过多种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2）作用机制表明，海归高管主要通过提升企业人力资本水平、学习吸收能力以及ESG责任履行程度三重机制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3）异质性分析表明，海归高管的海归高管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促进作用在中小企业以及金融资产配置效率低的企业中更为显著。研究结论既丰富和拓展了高阶梯队理论以及企业数字化转型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还有助于为企业如何顺应数字化发展趋势，加快企业数字化转型进程提供经验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