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价值共创和要素集聚视角，采用文本挖掘方法，以2011-2019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中的传统制造企业为样本，验证智能化转型是否提升了传统制造企业绩效，同时探讨成本粘性在智能化转型与传统制造企业绩效之间的中介效应。研究发现，智能化转型对传统制造企业的绩效水平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且智能化转型能够通过降低成本粘性提升传统制造企业的绩效水平。当考虑企业异质性特征时，与资本密集型企业相比，劳动密集型企业的智能化转型更易降低成本粘性、实现企业绩效提升；与非国有企业相比，国有企业进行智能化转型对降低成本粘性、提升企业绩效的影响更明显。研究结论为推动我国传统制造企业智能化转型、改善企业成本管理提供理论借鉴。

伴随数字中国建设进程的加快，数字化能否有效促进传统资源型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突破资源环境双重约束走上高质量发展之路？基于技术整合能力视角，以2016-2019年中国沪深A股资源型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了数字化综合水平及其数字基础、数字投入、数字素养、数字经济和数字应用五个分项指标对资源型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与内在机理。通过运用变异系数法和Stata15.1软件，研究发现：地区数字化综合水平及其数字基础、数字投入、数字经济和数字应用等四个分项指标均对资源型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存在显著“∩型”影响；技术整合能力正向调节地区数字化综合水平及其五个分项指标对资源型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结果表明：加快提升地区数字化水平和增强企业技术整合能力，对促进资源型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从而实现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导向的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突破关键核心技术是“十四五”规划中科技自立自强的重要部署，是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重要规划，关系着我国能否如期进入创新型国家前列、建成世界科技强国。在该领域进行初步的理论探索，首先对关键核心技术进行概念界定与内涵阐释，进而描述关键核心技术的主要特征，最后以产学研为攻关主体，从“突破路径”和“助力渠道”两个维度探析出关键核心技术的7个主要突破因素：技术打压认知与需求导向、国际科技合作与开放创新、产学研深度融合、长期性充足研发资金投入、领军人才及其团队、技术链与产业链以及政府政策与体制机制等。结论可为后续研究与实践提供参考与借鉴。

数字经济已成为中国制造业行稳致远发展的新动能。将数字经济纳入全球价值链（GVC）分析框架，从广度和高度双重维度刻画GVC升级特征，阐述数字经济影响GVC升级的理论机制，构建计量模型实证检验数字经济对中国制造业GVC升级的总体影响、行业异质性影响及技术与资本门槛效应。研究发现：（1）数字经济从根本上改变了GVC各环节的空间布局与价值分配，通过发挥网络连接效应、成本节约效应、价值创造效应影响一国及其特定部门的GVC广度与高度；（2）在样本考察期内，数字经济总体上对中国制造业GVC广度和高度均有促进作用；分样本来看，劳动密集型行业表现出和总样本相同的影响特征，但资本和技术密集型行业数字经济的GVC升级效果不明显。进一步检验发现，数字经济对资本和技术密集型行业GVC升级存在先抑制后促进的“U”型单门槛效应。因此，掌控数字经济关键技术、强化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引导企业数字化改造仍是当下之急需。本研究有助于深刻认识数字经济的经济效应，并为制定制造业GVC升级对策提供参考依据。

随着人工智能的井喷式发展，其涉及的伦理风险，也从科幻作品中走进现实，成为众多主体热议的话题。本文以技术接受模型及风险感知理论为基础，以信任为中介，构建了公众对于人工智能伦理风险的感知与其参与风险治理意愿的研究框架，并通过实证检验了相关假设。结果显示：人工智能伦理风险感知对公众参与意向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其中公众对科研机构和政府的信任在人工智能伦理风险感知与公众参与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该结论为构建“政府主导、专家引领、公众参与、社会监督”的治理新格局提供了科学依据，对于新兴技术实现科技向善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数据作为全新的生产要素，已成为数字经济时代的“石油”，数据要素驱动的创新创业正成为新发展阶段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但鲜有针对数据要素价值化过程及其价值创造机制的研究。本研究针对新发展格局下数据要素价值化的难题，结合数据要素的“5I”社会属性，建构“要素-机制-绩效”这一过程视角下数据要素价值化的动态整合理论模型，系统论述通过数据银行实现数据要素多维价值创造的五阶段动态过程机制，也即低成本汇聚、规范化确权、高效率治理、资产化交易和全场景应用，讨论了落实这一机制的现实挑战和政策建议。本研究为打开数据要素价值化过程“黑箱”，加速数据要素价值化、赋能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进而实现数字创新引领新发展阶段的高质量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与实践启示。

纳米科技、基因工程、人工智能等争议性新兴技术的涌现，引发研究与实践关于新兴技术治理的讨论。责任式创新作为科技创新新视角，为新兴技术负外部性与风险性所引发治理挑战提供理论范式基础。研究聚焦新兴技术治理，基于责任式创新视角展开系统性评述，为新兴技术治理的系统化理论研究与政策实践输出启示。研究显示：已有新兴技术的治理研究主要形成了过程视角、行动视角、以及治理体系的结构视角三大研究基础；而以责任式创新范式为基础，新兴技术治理则涌现目标设定视角、行动主体参与视角、价值准则协调视角、过程响应视角、以及制度建构视角的五大研究分支的讨论。

在“中国制造2025”等国家战略与突发新冠疫情等的影响下，我国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进入了快速发展的新阶段。如何通过信息化建设打造数字化企业，培育企业创新能力对振兴我国制造企业具有重要意义。基于企业资源观的IT能力视角，本文整合必要条件分析（NCA）与结构方程模型（SEM）的混合方法对我国制造企业调查数据进行实证分析，探索IT能力、数字化转型和制造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关系。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是企业创新绩效的关键必要条件，并证实数字化转型在IT能力和流程创新绩效之间存在部分中介作用，而在IT能力和产品创新绩效之间存在完全中介作用。通过对数字化转型的必要条件与中介作用的分析，研究深化了当前文献对IT能力、数字化转型和创新绩效之间作用关系的理论认识，也为我国制造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和创新管理提供了相关管理与政策建议。

本文从劳动力市场需求和供给的角度，构建数字金融通过劳动力池效应和人力资本效应影响劳动力错配的理论分析框架。进一步将北京大学编制的数字惠普金融指数与2011-2016年中国279个地级市数据相匹配，采用加入工具变量的面板回归模型，实证检验了数字金融对劳动力错配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数字金融能够显著改善劳动力错配，并且覆盖广度、使用深度以及数字化程度这三个子指标也都显著改善劳动力错配。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金融对劳动力错配的改善效果在城镇化水平较低的城市和金融发展水平较低的城市更强、在中西部地区改善效果更为显著，这也证实了数字金融的普惠功能。

在“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下，如何更好地发挥绿色信贷在引导企业绿色创新、推动经济绿色转型方面的作用，已成为一项亟待研究和解决的重要课题。本文以2012年《绿色信贷指引》的出台作为准自然实验，选取2009-2014年中国A股上市工业企业作为研究样本，运用双重差分法考察该项绿色信贷政策对重污染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绿色信贷政策对于重污染企业绿色创新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以上结论在进行控制配对偏差、更换代理变量、剔除干扰样本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机制分析发现，由信贷规模缩减和信贷成本提高所引致的信贷约束加剧是其中的主要作用机制。异质性分析显示，绿色信贷政策对于重污染企业绿色创新的抑制效应在非国有企业、小规模企业样本以及绿色发明专利层面较为显著。区别已有文献，本文从企业绿色创新的视角揭示了绿色信贷政策的微观效果，不仅有助于理解绿色信贷政策的经济效应以及企业参与绿色创新的具体动机，而且为后续绿色信贷政策的推进以及中国绿色金融体系的构建提供了相应启示。

自创立以来，美国国家科学基金委员会（NSF）和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NSFC）在两国科技事业发展和科技体制变革中发挥了重要作用。NSF和NSFC分别成立于市场体制和计划体制之下，对二者的创立过程进行比较研究发现，一方面，NSF和NSFC都创生于两国科研体制转型的关键阶段，是政府支持科学的制度探索；另一方面，二者在政策提议的主体、希望解决的问题以及共识塑造中的结盟和争论等方面存在差异，是两国深层社会结构的折射。总的来说，NSF和NSFC的成立分别表现出“理念先行”和“实践先行”的特点，各自在市场体制和计划体制下构建了国家支持科学新途径，深刻地改变了政府与科学的关系。“政府如何支持科学”这一命题不仅是NSF和NSFC创立过程中的核心问题，也是当前各国发展面临的重要问题，并表现出新的内涵和特征。面对科学这一没有止境的前沿，中国要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需要社会各界在理论和实践中共同探索这一问题的答案。

代表最先进信息技术综合集成趋势的元宇宙具有虚实相融性、自治性、社会性三个主要特征。元宇宙的出现会引发社会生产结构、运行机制、关系状态的联动变革，在变革中也将引发用户数据隐私被泄露、元宇宙平台权力被滥用、用户个体意识被操控、歧视风险加剧、意识形态安全无法保障等社会风险。元宇宙社会风险的治理方案应当遵循系统化原则和多元共治理念。在伦理方案上，应当坚持坚持以人为本、在元宇宙社区内设立伦理审查机构、开展价值敏感设计和价值熔断设计；在法治方案上，应当及时立法以澄清元宇宙相关法律争议、通过公权力监管和保障用户权利的方式规范元宇宙平台权力的行使；在技术方案上，应当通过以代码规制代码、以技术治理技术的方式优化风险应对方案的内嵌性和可行性。

本文通过对钉钉的纵向案例研究，剖析了服务型数字平台基于传统组织数字化转型的赋能机制的动态演化过程。研究发现，服务型数字平台赋能方式的形成遵循“需求确定—业务布局—赋能实现”的逻辑路线，在整个发展过程中，数字化赋能方式呈现“协同赋能—生态赋能—场景赋能”的动态演化规律。本文在已有文献认为数字平台可以在单一维度赋能的基础上，补充揭示了服务型数字平台通过在组织层、行业层、场景层的赋能基础设施布局，对群体组织进行全方位赋能的过程，从而贡献于数字化赋能的相关研究。

社会治理需要技术创新的赋能，但技术创新风险的“时滞效应”又是社会治理的对象，这导致现代技术创新与技术治理在逻辑与实践上有了内在的协同性和反身性，即新兴技术的创新发展离不开适应性治理体系的同步建构。因此，科学实验向真实世界的经验延伸带来的治理困境，要求公众与专家的集体参与，通过探索性实践来直面不确定性，这就有了“集体实验”这一协同式的创新-治理模式。基于STS的视域和互构论的角度，集体实验现象的产生可以得到系统阐述，进而得以概念化，并对作为新兴治理模式的集体实验的实践路径做出规范性说明，以期对“作为真实世界实验的技术发展”这一新兴的STS主题进行拓展。

数字经济时代，数字化转型对制造业企业劳动力就业的影响日益受到关注。本文基于中国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就业规模和就业结构的影响。本文发现数字化转型显著促进了劳动力就业，已经成为数字经济时代扩张劳动力需求、拉动就业的强劲驱动力。在影响机制方面，数字化转型可以通过市场规模效应、经营范围效应和生产率效应三条途径促进劳动力就业。基于异质性的研究发现，对于高科技企业、技术密集型企业和中西部地区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就业促进效应更加明显。最后，本文还发现数字化转型可以提高高学历人员占比和高技能人员占比，优化企业的劳动力结构。本文研究结论有助于准确评估数字化转型的就业效应，为实现数字经济时代下的充分就业和高质量就业提供经验证据和政策启示。

机器人技术在中国发展极为迅速，关于机器人对中国就业市场的影响研究显得尤为重要。本文从职业层面出发，运用LASSO回归和随机森林的方法测算出了O*NET上435个职业（对应中国职业分类大典中千余个细分职业）的被替代可能性。分析结果表明，我国有大约33%的劳动力处于高风险等级，性别、年龄、受教育水平和工资都与被替代可能性有显著的相关关系。最后，本文探究了机器人对未来中国就业的影响。在产业结构调整顺利进行的背景下，若中国未来三十年GDP平均增长率达到5.5%左右，机器人对劳动力的替代效应并不会对总体就业水平产生很大的冲击。在产业结构调整不到位的情况下，机器人对劳动力的替代效应将给中国就业带来严峻挑战。

学术与政治之间存在着“卡普兰鸿沟”，它阻碍着知识向政策的转化，而知识中介的出现则使跨越“卡普兰鸿沟”成为可能。那么，何谓知识中介？它又是如何推动知识向政策转化的？论文首先深度挖掘了知识中介的起源、内涵和类型，然后从“结构洞”理论的视角出发，探讨了知识中介在联结研究与政策的认知网络中所发挥的知识管理功能、桥接功能、双向能力建设功能、寻求一致性功能以及知识导航功能等。然而，知识中介也面临着三个极具争议的问题，即脆弱性、双重边缘性和道德风险。从理论上澄清知识中介问题，对于打通中国学术研究通往公共政策的“最后一公里”有着重要的启示。

近年来，大量进行生态化战略的数字平台企业蓬勃发展，涌现出许多有价值的研究工作。然而，由于不同研究领域使用了各自的术语、理论和方法，造成了在许多重要问题上的理论分歧，这不仅会造成实践层面的模棱两可，更会阻碍数字平台生态系统研究的进一步发展与融合。基于此，本文在明晰概念的基础上，通过对经济学视角、技术视角、战略视角、组织视角等不同研究流派核心观点的梳理，形成对数字平台生态系统研究的系统归纳，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理论框架进一步阐述数字平台生态系统可能的研究方向，以促进未来研究的发展与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