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 43卷 1期 刊出日期:2025-0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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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首语
热点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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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科技战略:芯片产业美对华行动逻辑与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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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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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Vol. 43 (1):
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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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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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国近年来科技创新竞争力的快速发展,美国展开对中国在芯片、5G、超算等高科技领域的打压与封锁。已有研究缺少关于美对华科技战略形成背景以及行动机制等的系统解析。本文基于科技领域中美关系的大事件、美国对华科技战略的典型行动与公共政策等,聚焦芯片产业解析了美对华科技战略的底层逻辑与内在机制。研究发现:当前美国推进以“小院高墙”为主导的对华科技战略,其实施的底层逻辑嵌入于“加速行动”与“持续排他”为基础的“组合拳机制”。研究为国际科技关系与创新政策的研究与实践提供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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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科技安全:风险解构、系统韧性与实现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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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鑫 李雪 陈凯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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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Vol. 43 (1):
1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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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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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安全是国家安全和非传统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学界对科技安全的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存在三方面研究缺口:一是理论基础有待明晰,系统化理论体系尚未形成;二是科技安全的风险表征比较分散,需要系统化整合与凝练;三是治理方向尚不明确,亟需新理念赋能。本文按照“理论逻辑-现实逻辑-治理逻辑-实现路径”的行文思路。首先,对科技安全进行了理论综述,解构了科技安全面临的风险形势与表征,明确了国家科技安全的理论概念界定。其次,为推动实现科技安全治理现代化,将韧性理念引入科技安全治理场域,构建了科技安全系统韧性的治理框架,诠释了科技安全系统韧性的内涵和基于大模型大数据驱动的系统韧性测度与预警体系架构。最后,提出了国家科技安全系统韧性的具体实现路径。本文一方面明确了国家科技安全及其系统韧性的概念表达,强化了科技安全的基础理论研究;另一方面立足于国家科技安全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展望了未来的研究与政策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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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沿技术研发如何平衡国家战略与原创探索———以美国国家人工智能研究所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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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锦程 张辉 李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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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Vol. 43 (1):
26-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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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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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前沿技术具有高风险和高投入的特征,在研发过程中会存在“确定的”国家战略和“不确定的”原创探索的矛盾。建立以国家使命目标为导向并充分发挥创新网络效能的创新组织模式,对中国实现科技自立自强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选取美国国家人工智能研究所为案例对象,发现其实现国家导向下的探索研究的机理在于:①宏观层面通过部门协调执行顶层战略决策,贯彻国家使命和愿景;②中观层面构建“分布式聚合”创新网络,扩大创新主体的参与;③微观层面实施行政领导和业界专家等多方主体参与的项目运行机制,将战略引导和自由探索结合。进而总结出平衡国家战略和原创探索的“顶层设计—创新网络—运行机制”的前沿技术组织理论框架,并结合实践提出适合中国的前沿技术创新组织模式,为部署关键共性技术和未来技术研发提供政策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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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技术封锁对中国技术型跨境并购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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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述忠 李诗燕 吴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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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Vol. 43 (1):
38-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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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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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基于SDC M&A数据库,运用双重差分法(DID)探究美国技术封锁对中国向第三方经济体技术型跨境并购的影响。研究发现:美国对华技术封锁总体上促进了中国向第三方经济体实施技术型跨境并购,这一结论在变换识别策略、变换样本、伪证检验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以然成立。机制分析表明,美国技术封锁刺激了中国投资者向高可替代性或与中国高技术部门联系密切的经济体的技术型跨境并购,因此可以认为技术封锁带来的替代效应大于消极示范效应。此外,东道国与美国的政治经济关系并不构成美国技术封锁影响中国向第三方经济体技术型并购的重要因素。异质性分析发现,美国技术封锁对中国企业在能源领域的技术型跨境并购产生了抑制作用,但未阻碍医疗和电信软件领域的对外技术型并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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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中国特色国家实验室体系———动力机制、内涵特征与着力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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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静 孙雁 霍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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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Vol. 43 (1):
49-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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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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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中国特色国家实验室体系是打造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的重要战略部署,对于科技进步、高质量发展和保障国家安全具有重要意义。目前协同构建中国特色国家实验室体系尚处于起步探索阶段,其动力机制、内涵特征以及着力点亟待揭示。基于资源依赖理论和交易成本理论,结合国际局势、国内形势和科技发展趋势外部条件,附加国家实验室、全国重点实验室自身发展和使命实现的内在驱动,揭示了构建中国特色国家实验室体系的动力机制,并在此基础上阐释了其丰富内涵和系统特征。与体系创新主体、创新要素和创新环境构成相对应,统筹体系布局、强化要素保障、优化制度环境几个方面应为构建中国特色国家实验室体系的着力点。
理论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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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伦理治理的“差序格局”与“错序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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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秋甫 李正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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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Vol. 43 (1):
58-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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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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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伦理治理已成为当代社会发展与治理的重要议程。本文立足比较视野探讨了科技先行国家间和与科技后发国家间伦理治理模式形成、运作等过程中的区别与关联、形成与演进,建立了“差序格局”与“错序格局”两个总括性视角框架,并以此为基础对伦理倾销、全球科技伦理治理等问题进行了讨论,为科技伦理治理体系的建设深化了认知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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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创新采用框架的颠覆性技术识别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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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郁冰 徐美娟 荆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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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Vol. 43 (1):
66-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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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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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创新采用的分析框架,从创新的相对性出发,提出一种同时满足创新的内部特征和外部特征的颠覆性技术识别方法。首先,分别使用Bertopic主题模型、专利信息挖掘技术获取新技术功能、不连续的技术标准,识别颠覆性技术的创新内部特征;其次,使用CD指数衡量专利颠覆性潜力,识别颠覆性技术的创新外部特征;然后,识别出同时满足创新内外部特征的颠覆性技术,划分出新市场、低端和高端的颠覆性技术;最后,以储能领域专利为例,验证识别方法的可行性和有效性。该方法能将颠覆性技术的定义与识别进行匹配,体现出技术创新和市场采纳的相互作用,区分不同类型的颠覆性技术,为企业确定一项新技术是否产生颠覆性影响提供了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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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语境下人工智能伦理治理的路径塑造———基于价值- 工具二维理性的融合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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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逸菲 樊春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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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Vol. 43 (1):
7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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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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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技术因其通用性和渗透性的特征,对中国的经济、社会、政治等领域带来了严峻的挑战,如传统科层制监管失效、算法和数据的公共责任如何分配等问题,影响到了政府、企业及个人等多方主体。纯技术方案或成文的立法监管都无法有效应对人工智能伦理问题及其治理困境。人工智能伦理治理作为一条新的道路,可以重塑资源配置方式和组织制度创新,能更好地应对人工智能伦理风险的深层性和复杂性。基于韦伯的理性二分法的分析框架,解构出人工智能伦理治理内含的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进而明晰了塑造人工智能伦理治理路径的方向:人工智能伦理治理路径的价值向路和人工智能伦理治理路径的实践进路。双重维度进一步可以纵向划分为从治理逻辑、治理理念、治理主体和治理工具四个层面,构建人工智能伦理治理路径的运行机制。在治理逻辑上,压缩组织结构和重组权力结构,提升治理结构的协作性和灵活性;在治理理念上,通过普及人工智能伦理价值共识和明确人工智能伦理治理目标,提升社会整体的伦理治理意识;在治理主体上,加强国内人工智能伦理治理主体融合,建立人工智能国际伦理治理伙伴关系;在治理工具上,保持对人工智能技术迭代的跟踪,丰富人工智能伦理治理手段,构建人工智能伦理治理工具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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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基础研究的知识溢出效应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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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巧爽 李乐逸 王艺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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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Vol. 43 (1):
91-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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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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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基础研究是科技强国建设的重要基石,有助于推动科学研究与产业的深度融合。基于知识溢出视角,构建2000-2022年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科技文献与专利科技引文关联数据,探究企业科技文献对焦点企业专利的知识内溢机制和对竞争企业专利的知识外溢机制。研究发现:(1)知识内溢促进焦点企业开展基础研究、知识外溢抑制焦点企业开展基础研究。(2)竞争企业专利对焦点企业科技文献的引用,有助于提升焦点企业专利数量。(3)与知识内溢相比,基础研究的知识外溢显著地抑制了焦点企业的财务绩效。异质性检验表明,知识溢出对非国有企业基础研究影响更明显。基础研究知识内溢促进高技术行业、低规模企业的应用研究,基础研究知识外溢促进非国有企业、高规模企业的应用研究。研究揭示企业基础研究的投入动机、溢出机制及市场效应,研究结论为夯实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引导基础研究、应用研究深度融合提供政策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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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身性视域下发表压力对科学研究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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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烨彤 王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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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Vol. 43 (1):
103-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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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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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么发表,要么出局”的危害备受学界关注,但鲜有研究解析发表压力如何通过研究人员的认知与行为影响科学研究的走向。作为科学活动主体,研究人员是科学奖励制度促使科学研究良性发展的中介。然而科学奖励制度与评价体系的设计往往忽视了主体的反身性作用。本文基于反身性视域,探究发表压力对科学研究的影响,以期构建“科学奖励与评价制度-发表压力-科学研究”的反身性关系,重新审视科学奖励与评价制度在科学发展中的功能。科学奖励制度凸显的稀缺资源以及量化转向的研究评价体系增加的发表要求均加剧了如今科学研究的发表压力。研究人员则反身性地在研究态度、研究选题以及研究写作方面,倾向于在合作研究过程中表现出责任分散化,对重复性研究的边缘化以及学术语言上的积极偏差。为避免过度创新导向对负责任、客观与可重复性科研要求的忽视,科技政策与评价系统应当前置责任管理,推动出版转向,鼓励求实式创新。
创新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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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研究对科学突破的影响———以生物医药企业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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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辰皎 闵超 赵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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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Vol. 43 (1):
111-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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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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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基础研究对企业科学突破的影响效应,有助于企业评估面向基础研究投资的有效性。然而,缺乏对研究基础性的细粒度测度方法,阻碍了这一研究的开展。为此,本文利用基础性程度得分(Level Score)对单篇论文的基础程度进行测度,基于2015-2017年全球生物医药企业的论文发表数据,使用回归分析方法探究了基础研究对企业科学突破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首先,生物医药企业参考基础研究论文的数量与参考应用研究论文的数量都能显著正向影响其产出的论文总数,符合基本的投入产出关系。其次,基础性的知识在企业科学成果产出过程中扮演着关键角色,增强知识投入的平均基础性有利于生物医药企业产出更多的科学突破论文。最后,我们还发现,在研究类型方面更多样化的知识组合能够增加产生科学突破的可能性。本文从实证角度验证了基础研究对科学创新的促进作用。此外,本文能够为生物医药领域企业加大基础研究投入、提升基础研究能力提供科学依据,为相关科技政策制定提供一定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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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破性制度创新能推动企业突破性技术创新? ———以自贸试验区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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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振东 刘玥岩 刘后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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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Vol. 43 (1):
125-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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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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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的技术创新、特别是“突破性技术创新”是驱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建设创新型国家、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基础引擎。而以“突破性制度创新”为核心任务的自贸试验区的成立和建设则为新发展格局下推进中国企业的突破性技术创新、并大幅提升其成功的概率提供了必要适宜的外部制度环境保证。文章利用匹配至地级市层面的A股上市公司2009年-2020年的相关数据,将自贸试验区成立视为准自然事件,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法探究自贸区成立对于区内注册上市公司突破性技术创新的作用效果。研究发现:自贸区成立后的“突破性制度创新”能够显著促进区内注册上市公司的突破性技术创新,而且这一结论在经过平行趋势检验、更换因变量、PSM-DID、安慰剂检验、Bacon双向固定效应分解等多种稳健性检验之后仍然成立;深入的作用机制分析则发现,自贸区的突破性制度创新主要通过缓解区内上市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促进产学研合作成果产出、推动突破性技术创新人力资本的集聚,从而促进企业实现突破性技术创新;而进一步的异质性分析更是发现,一方面,就企业而言,自贸区对非国有企业、大型企业的突破性技术创新影响更为显著,另一方面,就自贸区而言,成立批次早、地理位置处于沿海地区的自贸区对所在区内企业突破性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更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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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驱动的技术创新绩效影响因素及演化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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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卫杰 鲁若愚 韩武成 雷家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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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Vol. 43 (1):
137-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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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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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科学驱动的产业中,科学到技术的演化是一个高度复杂耦合的过程,两者的关系也成为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的热点。本研究基于科学驱动视角,利用fsQCA和Netlogo仿真建模方法,探索国家层面产业技术创新绩效的影响因素与演化路径,研究发现:科学与技术之间复杂动态的演化进程,是由科学的量变引发技术创新的质变过程,受到科学研究投入与产出、科学关联强度、科学合作网络、企业科学能力等多因素的影响,且影响因素之间的互动能够加快演化进程,缩短演化周期;基于科学的创新是科学研究向技术成果转化的核心条件,是产业技术迸发的决定性因素,依靠基于科学的创新成果的扩散与应用,催生大量的技术创新,进而推动产业进入快速发展周期;科学研究的多主体参与对于技术创新绩效演化进程存在异质性效用,产业发展初期的科学探索主要依赖高校与科研机构,而企业参与科学研究能够有效促进科学向技术转化从而实现商业化,在科学产生突破的基础上,企业的参与(尤其是参与规模)对技术创新绩效促进的作用更加重要;同时,本研究提出3条提升技术创新绩效的组态路径,即全要素科学创新驱动型、双要素科学生态驱动型、单要素科学关联吸收型,可根据国家或产业中科学驱动条件的差异,选择适宜的发展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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悖论视角下体验驱动产品创新的机理探索———微信纵贯案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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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婧蓉 顾元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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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Vol. 43 (1):
151-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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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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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已被视为企业的重要经营资源和战略资产。打造极致的用户体验进一步成为企业产品创新的核心信条。然而,愉悦的用户体验却时常与产品的商业化发展相悖。因此,本研究基于悖论理论,探讨企业如何管理“小而美”的用户体验导向与“大而全”的企业商业化导向之间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揭示用户体验间接驱动产品创新的微观机理。本文通过对微信的纵贯案例研究,提出一种体验经济时代的用户体验维度二分法——强功能/服务和强情感,并构建起体验驱动创新流动的动态均衡模型。研究发现:产品创新可在用户强功能/服务或强情感体验的驱动下,通过渐进式、激进式、模块式、架构式的一个或多个复合架构创新方式,并在专门化、集成式、组合型及生态系统的不同体验网络模式间进行演变,在打造极致用户体验的同时逐步实现产品商业化的探索。不同体验网络模式在演化过程中的适当顺序和节奏将有利于企业向自上而下地利用体验驱动产品创新,为体验经济时代下企业的产品创新提供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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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政策如何影响人才流动? ———基于2002 - 2021 年3308 项政策文本的量化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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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杨 陈强远 赵浩云 李晓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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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Vol. 43 (1):
162-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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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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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人才争夺战”的背景和区域人才政策的视角,利用自然语言分析(NLP)、文本挖掘等方法整理出2002-2021年中国3308项地方性人才政策的量化数据,设计得到“多地区-多政策”维度下的人才政策量化标准、流程与评价体系,在此基础上结合个体微观数据,考察了城市人才政策对人才流动决策的影响。研究发现:1.城市人才政策综合得分的提高能够显著增加该城市被人才选择的概率。从城市视角来看,较小规模城市、非省会城市人才政策的作用更为明显。从个体特征来看,高学历、高收入以及25-54岁中、青年人才群体对人才政策综合得分的变动更为敏感。2.具体到引育留用四类政策环节上,不同地理区域城市所出台的人才政策在各政策环节的实际效果上存在显著差异。东部沿海城市、南方城市的引才、留才和用才环节政策均能显著影响人才流入,而内陆地区育才、用才环节政策作用不明显,北方地区仅留才环节政策能够产生效果。3.具体到奖励型、保障型、发展型三类政策工具上,不同年龄阶段、不同类型人才群体对各类政策工具的偏好也有所不同。就年龄而言,35岁以下人才群体对生活补贴、薪酬待遇等短期性、补贴型的内容变动较为敏感,而35岁及以上人才群体则相对更关心子女入学与个人职业发展等保障型与发展型政策。就不同类型人才而言,创新创业人才对金融支持、创新载体建设等发展型政策的变化十分关注,而企业经管人才更关心生活补贴与个人所得税税收优惠等奖励型政策。农村实用人才则更看重保障型政策,如户籍政策等。
前沿与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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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技术产业双重网络演化研究———基于时序指数随机图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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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慧 高山行 杨张博 李泞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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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Vol. 43 (1):
178-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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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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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高科技企业同时嵌入在不同类型的网络中,但现有研究较少分析这些网络如何共同演化。论文从双重网络嵌入视角出发,利用2009年至2021年中国生物技术产业338家上市公司的29145名股东、35597名董事数据,构建股东关系网络与连锁董事网络,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时态指数随机图模型研究组织双重网络嵌入的演化路径。研究发现:股东关系网络演化过程中,内部结构越来越紧密,表现出小世界特征,连锁董事网络内部关系数量较少,整体结构稀疏。两个网络的演化均表现出显著的空间同质性特征;股东关系网络中关系的建立还表现出产权异质性,即国企和非国企间有更高概率建立联系;双重网络嵌入关系形成具有跨网络马太效应,即企业在一个网络中拥有的关系数量越多,在另一个网络中越容易建立新连接。本研究从单一网络研究视角迈入企业双重网络嵌入视角,反映了高科技企业在实践中嵌入不同网络的情况,检验了股东关系网络与连锁董事网络的内生形成机制,清晰展现了双重网络的演化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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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时代的技术授权与道德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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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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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Vol. 43 (1):
189-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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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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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工智能时代,技术授权可以在暂时搁置人工代理资格的情况下集中讨论人工智能代替人类行事、接受人类委托任务的问题。人工智能仅能代替人类完成整个行为计划的一部分,而非行为本身。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技术授权的范围由单态行为逐渐扩展成行为群,未来可能扩展至整个行为坐标系,此时,人工智能体就成为了完全的人工代理。经由技术授权,人类与人工智能形成了特殊的人机交互关系,带来了远距离、匿名性等问题并创造出新的行为层面,进而对道德产生了重要而复杂的影响。既然道德上的善恶产生于人机联合实践之中,相应的道德责任也应归属于人机联合的责任体。行为责任和角色责任相结合可以将人机联合责任继续分配给不同的行为者个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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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7 算”赋能 AI 产业生态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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戎珂 施新伟 吕若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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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Vol. 43 (1):
197-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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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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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深入分析了数字经济时代下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商业化落地以及产业生态可持续发展中存在的问题,针对性地提出了“i7算”框架,集成 (integrate) 算据、算法、算力、算知、算者、算景和算理七大要素。“i7算”框架以算据、算法、算力等构建硬实力的AI基础设施,深耕算知、算景推进AI技术商业化应用,多层次系统化培养算者,充分落实行业应用规范、积极回应社会伦理关切,形成良好文化纽带推动生态内各成员共创共赢,实现可持续发展。研究认为,在商业化落地过程中,AI产业生态里的核心企业,需要与关键生态合作伙伴共同建设AI基础设施,推动AI技术的商业应用,与AI行业伙伴共同培育可持续文化纽带,以此吸引和带动更多AI生态伙伴,从而共同推动AI商业生态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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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数据要素发展水平的测度及时空演进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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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宏亮 赵兰香 叶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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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Vol. 43 (1):
205-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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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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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经济时代,数据要素的统计核算是制定数字经济发展规划及数据要素发展战略的重要基础性工作。然而,国内外理论研究与统计实践尚未对数据要素的统计核算达成共识。基于数据要素内涵及发展态势的研究,从数据基础支撑、数据能力转化和数据行业应用三个维度构建数据要素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对2013-2020年全国30个省份以及三大区域的数据要素发展水平进行测度。结论表明:我国数据要素发展水平总体上呈增长态势,但区域差异明显,呈现“东-中-西”依次递减的格局;区域内差异是总体差异产生的主要来源,东部地区对区域内差异的贡献率最大;数据要素总体发展水平、数据行业应用空间分布呈现区域非均衡的发展态势,存在明显的空间集聚特征。研究结论揭示了我国数据要素发展水平的演变特征,对实现数据要素深度交互具有重要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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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伦理治理中的公众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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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继超 翟晓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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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Vol. 43 (1):
217-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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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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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参与在科技伦理治理的众多路径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对公众参与的概念、目的及其基准的分析可以为公众参与的制度化建设提供支撑。公众参与的概念随着实践和理论的进展动态发展,其内涵不断丰盈,趋向于强调公众的广泛性和代表性,参与的深度和多样性。规范科技活动的伦理原则是由科技领域公共职能部门及所有参与者共建,公众是科技伦理治理的行动主体,可以为科技政策贡献意见,对科技活动进行监督,甚至贡献创造性的力量。科技伦理治理中的公众参与至少应以科学、福祉、公正、尊重、效益五重价值为目的。知识拓展应获得公众支持,技术进步应惠及公众。个人福祉、社会福祉、人类福祉应当并重,保护研究参与者与保证研究的科学价值和社会价值同等重要。随着对科技活动公共属性和社会影响的深入认知,公众参与已成为科技伦理治理的必备路径。保障科技活动中的分配公正、回报公正和程序公正均需公众参与。为实现科技向善,尊重人和公民权利,需听取公众意见、接受公众监督,依靠公众行动。全面考虑科技活动的多种效益,需公众提供全面视角。公众参与科技伦理治理的基准至少应当包含目标制定得当、代表选择公平、形式设计得宜、过程公开透明并取得有效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