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价值共创和要素集聚视角，采用文本挖掘方法，以2011-2019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中的传统制造企业为样本，验证智能化转型是否提升了传统制造企业绩效，同时探讨成本粘性在智能化转型与传统制造企业绩效之间的中介效应。研究发现，智能化转型对传统制造企业的绩效水平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且智能化转型能够通过降低成本粘性提升传统制造企业的绩效水平。当考虑企业异质性特征时，与资本密集型企业相比，劳动密集型企业的智能化转型更易降低成本粘性、实现企业绩效提升；与非国有企业相比，国有企业进行智能化转型对降低成本粘性、提升企业绩效的影响更明显。研究结论为推动我国传统制造企业智能化转型、改善企业成本管理提供理论借鉴。

纳米科技、基因工程、人工智能等争议性新兴技术的涌现，引发研究与实践关于新兴技术治理的讨论。责任式创新作为科技创新新视角，为新兴技术负外部性与风险性所引发治理挑战提供理论范式基础。研究聚焦新兴技术治理，基于责任式创新视角展开系统性评述，为新兴技术治理的系统化理论研究与政策实践输出启示。研究显示：已有新兴技术的治理研究主要形成了过程视角、行动视角、以及治理体系的结构视角三大研究基础；而以责任式创新范式为基础，新兴技术治理则涌现目标设定视角、行动主体参与视角、价值准则协调视角、过程响应视角、以及制度建构视角的五大研究分支的讨论。

历史上反复出现的重大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大都是“同一健康”失序的体现，其背后则潜藏着人与动物二元对立的认识论误区。理性的人与作为机器的动物之间的森严等级关系，造成了“自我”对“他者”的支配与控制，鼓励了人类对动物和环境的践踏。然而在人类对动物和环境肆意妄为的同时，其自身也以全球疫情、气候变暖等形式受到了反噬。历次针对疫情的“战争总动员”就源于普遍联系的健康网络中人与动物关系的破坏。如果我们不认真反思这种认识论上的误区，那么历次疫情爆发不过是未来更多危机的彩排。只有瓦解泾渭分明的二元对立，在全球范围内展开普遍合作、践行“同一健康”议题，人类才能与动物、环境共同生活与共同发展，在拥有“同一世界”的同时，享有“同一健康”。

颠覆性技术已成为推动新一轮技术变革浪潮的强力引擎，识别和追踪颠覆性技术演化发展的特征和趋势，对国家和企业识别颠覆性技术优先领域、合理配置科技资源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为此，本文以颠覆性技术为研究对象，从颠覆性技术的四个特征入手，在运用Leiden社区发现算法识别技术主题的基础上，引入主题-时序分析和专利引文网络分析，提出了基于突变-融合视角的颠覆性技术主题演化分析模型。最后，为证实该模型的可行性和有效性，本文选取增材制造技术领域开展实证研究，分析结果对该领域技术演化路径识别与预测提供了依据。本文模型相比于前人研究，充分结合了颠覆性技术的特征，得到的技术主题演化分析结论指导性更强，有助于更准确地把握颠覆性技术主题演化路径及未来发展方向。

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电子信息产业由于产业链绵长，片段化生产特征更为明显。现有研究主要集中于电子信息整体产业层面，缺乏对产业链视角下的电子信息产业动态和分工概念的思考。基于此，利用2006-2018年222个国家或地区的电子信息产业贸易往来数据，通过社会网络方法，探索电子信息产业上、中、下游代表性产品贸易网络的拓扑结构和主要国家的网络地位及格局演化。研究发现：电子信息产业贸易网络“核心-外围”结构明显；上游供应链网络呈现链式结构，网络密度稀疏，鲜有新的国家加入，中国在上游贸易网络中位置有所跃升，但仍未处于网络核心；中游和下游顶层网络呈现“扁平化”特征，在2006年中国已处于大部分产品贸易网络的关键节点位置，至2018年中国进一步跃升至网络核心。据此为提升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在全球网络中地位，推动电子信息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益的政策启示。

为应对我国知识产权国际保护参与双边、区域、多边贸易规则重构面临的挑战，本研究以亚太区域主要经济体之间所签订的明确包含知识产权规则的63份自贸协定文本和联合国统计的126组贸易数据为对象，开展FTA知识产权规则保护强度评价及差异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构建引力模型，针对FTA知识产权规则变革对国家出口贸易结构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自由贸易协定知识产权规则保护强度增强对发达国家出口贸易结构优化作用较发展中国家更为显著。为此，本文提出我国政府面对FTA双边、多边贸易协定签订过程中，短期内应尽量削弱知识产权保护强度加大带来的消极影响，长期内应积极制定政策倒逼各类出口优势产业关注自身知识产权建设，促使其转型升级的对策建议。

针对当前基础研究成果转化效率评估中成果范围界定模糊，转化后产出质量评价指标不全面，难以确立基础研究成果转化效率路径的问题，提出了结合基础研究-技术研发关联度、技术领域专利质量的LQ-E基础研究成果转化效率评估模型，并对中国重点技术领域基础研究成果转化效率进行评估，通过与美国、日本的对比，发现问题并提出成果转化效率提升路径。研究表明：1）中国重点技术领域整体基础研究成果转化效率落后于美国、日本，呈现的主要问题是基础研究成果转化不畅，技术后续发展能力不足；2）中国农业领域、制造与工程领域提升成果转化效率的路径是，跟踪前沿科技与热点主题，优先强化基础研究与技术研发的关联；3）中国能源领域、网络信息领域的提升路径是，用专利质量全面提高，带动成果转化效率的提升；4）中国材料领域的提升路径是，发掘新的基础研究主题，通过合作研发创造更多的成果转化机会，并保持专利高质量态势。

科技成果成功转化与转化模式的选择关系密切。以中科院宁波材料所的科技成果转化模式管理为例，探究科研机构科技成果转化时技术成熟度与转化模式的内在联系。研究表明，技术成熟度与科技成果转化模式之间的合适匹配能显著促进科技成果的成功转化。为提高科技成果转化效率，科研机构应基于技术成熟度对其科技成果转化模式进行优化管理，对于处于不同技术成熟度的科技成果，应该优先选择与之相适应的转化模式。

本文基于孵化器集群化发展的新趋势，面向孵化器集群形成过程中多主体的价值共创行为，以及政府在集群不同发展阶段中的作用，通过引入制度工作与价值共创理论，以广州开发区孵化器集群作为案例研究对象，研究探讨并揭示了孵化器集群形成的内在机制。研究发现：第一，政府通过外部与内部制度工作配合助力孵化器集群制度的形成，并随着外部制度环境的健全，孵化器集群内部的政府角色从“制度管理者”转变为“辅助服务者”；第二，在制度环境与集群行为的交互影响下，孵化器集群主体价值共创的参与动机趋于协同，进一步使集群主体互动与资源整合的广度与深度不断提升；第三，政府制度工作与孵化器集群共同演化，在政府制度服从-制度融合-制度深化的过程中，孵化器集群制度实现价值共联-价值共融-价值共生的转化。

“揭榜挂帅”作为2020年“十四五”规划中的新词、政府工作报告中的热词，在国家战略规划上得到了认可；在中央层面的实践带领下，各地结合已有的探索经验在科学技术领域大力开展揭榜挂帅制度，逐渐形成中央引领、全国效仿的态势。然而，对于揭榜挂帅在实践中的运行机制及难点学界尚未形成系统的理论研究。因此，本文基于198份各级政府的政策文件对揭榜挂帅制度运行中的机制和现实难点展开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揭榜挂帅制度运行中形成了三个主要阶段和十个关键环节，并存在三个现实难点。具体来看，以项目选题、揭榜方和成果为核心，揭榜挂帅制度分为前期、中期和后期三个阶段开展，在各个环节的具体运行中有各自的特点；同时需要平衡三对关系，即揭榜项目政府定制与公开征集的关系、方案比拼与成果比拼的关系，以及揭榜方与揭榜项目之间的“一对一”与“多对一”的关系。本文的研究结论为揭榜挂帅制度进一步的发展提供了一定的指导。

技术转移实践是技术转移组织为促进技术转移而采取的一系列行动。通过五所“双一流”高校的多案例研究，本文识别了技术转移实践的具体形式以及高校技术转移面临的主要障碍，阐释了技术转移实践破除技术转移障碍的作用机理。研究发现：（1）技术转移实践包含内部管理简化、外部网络构建、边界跨越与文化管理，其中内部管理简化是中国独特的、重要的技术转移实践；（2）内部管理简化通过降低复杂性与不确定性，破除管理障碍；外部网络构建与边界跨越通过获取外部资源与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减少资源障碍；边界跨越与文化管理通过信息转译与人员赋能，克服文化障碍。研究认为，高校应整合优化技术转移组织系统，重视多样化的技术转移实践。

针对经济转型背景下的企业制度资本对高科技企业成长的影响问题，本研究以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地的466家高新技术企业为研究对象，采用调查问卷的方法搜集了样本数据，将企业智力资本作为调节变量，分析了制度资本（正式制度资本和非正式制度资本）、智力资本与企业成长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正式制度资本与高科技企业成长之间呈现显著的下凸正向关系；非正式制度资本与高科技企业成长之间呈现显著的上凸正向关系；企业智力资本越多，正式制度资本与高科技企业成长构成的增长曲线下凸越明显，而非正式制度与高科技企业成长构成的增长缺陷上凸越明显。相关结论能为中国高科技企业在成长过程中进行战略决策时提供理论支撑和决策参考。

数字技术对企业发展至关重要。中小型企业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贡献者，相较于大型企业，其对外部环境更为敏感，但现有研究却未解释外部环境影响中小型企业采用数字技术的作用机制。为此，研究基于技术-企业-环境（TOE）框架理论，构建了结构方程模型，并利用207家中国中小型企业的数据对模型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政府政策和竞争压力两个外部环境变量通过技术因素对中国中小型企业采用数字技术产生间接影响；企业层面的感知利得对中小型企业采用数字技术的影响并不显著。研究结论可解释外部环境影响中小型企业采用数字技术的路径，对中国中小型企业数字化转型具有启示意义；同时，结果证实了数字能力和数字兼容性两个技术因素在外部环境与中小型企业采用数字技术间起到的中介作用，可对现有TOE框架理论形成补充与完善。

随着绿色创业理论的丰富与完善，绿色创业导向成为绿色创业研究领域的重要议题。基于知识创造螺旋理论，引入绿色知识创造和知识吸收能力作为中介变量和调节变量，构建绿色创业导向对绿色竞争优势影响机制的理论模型。通过对589份调查问卷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绿色创业导向对绿色竞争优势具有正向影响；绿色知识创造在绿色创业导向与绿色竞争优势之间起中介作用；知识吸收能力正向调节绿色创业导向与绿色竞争优势、绿色知识创造与绿色竞争优势之间的关系；知识吸收能力正向调节绿色创业导向通过绿色知识创造影响绿色竞争优势的过程。研究结果有助于丰富和拓展绿色创业理论，为绿色创业实践提供指导。

自“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中国与沿线国家之间技术创新要素加速流动，对中国创新驱动发展产生重要影响。本文以中欧班列开通作为准自然实验，采用2008-2018年253个地级市面板数据，基于多期双重差分模型，考察“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中欧班列开通对区域创新效率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中欧班列开通显著推动了区域创新效率，平均提升了9.81%；异质性检验发现，区域创新效率提升在中部和西部地区更为显著，且集中在大型城市、中型城市和非资源型城市；机制检验发现，中欧班列开通通过城市创新效应、产业结构效应和资源再配置效应等渠道推动区域创新效率提升；拓展性检验发展，中欧班列开通并未引致开通地区与周边地区的创新资源虹吸效应，而且中欧班列开通对省内地区和省外邻近地区产生广泛的创新效率溢出效应。本文揭示了中欧班列开通对区域创新效率的影响机制，对于深化“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具有一定现实意义。

硅谷被公认为是创新和增长的代名词，也是全球重要的颠覆性创新中心之一，苹果、英特尔、谷歌等硅谷企业更是行业翘楚。如何解释硅谷能够持续性产生颠覆性创新这一现象？结合现实需求和研究缺口，试图运用案例研究方法来破解硅谷企业通过创新生态系统持续实现颠覆性创新的密码。首先回顾了硅谷的起源，并描绘了硅谷由企业牵引的创新演进轨迹。其次，归纳了近20年来硅谷企业的代表性颠覆性创新的基本特征，并提炼了影响这些颠覆性创新的共性要素。研究结果表明：（1）构建新颖且强大的企业创新生态系统，是推动硅谷企业从“后发者”到“颠覆者”的关键路径；（2）嵌入平台化思维和模块化逻辑，是提升硅谷企业创新生态系统独特性的重要机制。文章最后给出了研究结论并凝练了若干管理启示，可为当前积极探索颠覆性创新的我国企业提供参考。

原始性创新是科学技术发展与进步的源动力，是决定国家间科技乃至经济竞争成败的重要因素，我国一直把增强原始性创新能力作为新时代国家科技发展的重大战略。本文围绕创新型国家战略背景下（2006-2019年间）国家出台的原始性创新政策文件为研究对象，通过建立PMC指数模型与主题模型，从政策整体质量效果、指标分布态势和主题演化规律三个维度对我国原始创新政策进行评价分析。结果发现，在创新型国家战略背景下国家发布的原始性创新政策类型丰富、内容全面，以鼓励引导型政策为主，重点围绕创新资源供给政策工具展开，但在政策的监督评估、政策覆盖面和实施力度、引导创新成果转化作用等方面仍存在需要完善的空间。针对创新型国家战略背景下国家原始性创新政策的现存问题，为我国后续更加科学有效地制定与实施原始性创新政策提出相关建议。

本文将同侪影响引入在线创新社区的用户行为研究中，从广度和深度两方面考察同侪影响对用户贡献行为的影响，并分析感知收益的中介作用。研究以小米社区MIUI功能与讨论区的创意集市板块为对象构建S-O-R模型，采用6567名用户发布的8830条创意、5.26万条评论和收到的103.36万条评论数据，利用Mplus8.1分析检验，结果发现：同侪影响广度与深度均有利于促进用户贡献行为，综合收益在同侪影响广度、深度与用户贡献行为间起正向中介效应，情感收益仅在同侪影响广度、深度与主动贡献行为间起正向中介效应，而认知收益则在同侪影响深度与反应贡献行为间起负向中介效应。研究拓展了在线网络情境下知识管理与社会学领域的交叉研究，并为在线创新社区社交网络和知识管理提供重要启示。